贪婪和腐败是危机的主要原因 ——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社会腐败的特点

寡头政治的系统性腐败风险日益显现

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，美国事实上已经沦为寡头政治的国家，权力高度集中在一小伙人手中。

“华尔街—华盛顿走廊”是美式寡头政治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美国系统性金融腐败的幕后黑手。麻省理工学院西蒙·约翰逊教授与经济学者郭庾信合著的《13个银行家：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》，揭示了政商大佬们不择手段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，却将美国以至全球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全过程。书中列举了华尔街腐蚀华盛顿的几种“秘密武器”。比如，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控制国会。资料显示，1998年至2008年间金融部门分别花费了17亿美元、34亿美元用在竞选和游说上。在政客帮助下，国会相继通过了《金融服务现代化法》《商品期货现代化法》，直接导致金融监管全面失灵。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不断涌向华盛顿，又不断回到华尔街，已经成为一种传统，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边界模糊，不法利益输送成为常态。

2011年9月，纽约爆发了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，随后迅速蔓延至全美各大城市。运动发起者喊出了“我代表99%，不再忍受1%的贪婪与腐败”的口号。这场运动正是金融危机以后西方民众对现有体制不满的一次总爆发。

腐败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

经过几百年的发展，资本主义成熟度不断提高，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也在不断“进化”，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贪污、受贿等触犯法律的传统腐败行为在减少，腐败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各种形式披上合法外衣，或根植于政治体制内部，或游走在法律漏洞之间，表现出更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，成为隐匿于海面之下的“冰山”。有学者将这种“文明”“合法”的腐败称为“第二代腐败”。
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最典型、最严重的“第二代腐败”。泡沫破灭前，累计有1.5万亿美元劣质贷款被包装成优质金融产品出售，其中既包含着金融机构的“精心设计”、评级机构的“权威认可”，也包含着监管机构的“视而不见”、知名学者的“极力鼓吹”。然而至今为止，从华盛顿到华尔街，从监管者到被监管者，从政界、商界到学术界，几乎没有人因危机遭到法律制裁。据统计，金融危机导致3000亿财富凭空蒸发、全球5000万人流离失所，最终却注定成为一场“无人负责”的危机。除了系统性金融腐败，旋转门、政治献金、游说、任命“金主”出任大使等均属于“第二代腐败”。

腐败成为西方国家构筑贸易壁垒、打压新兴经济体的重要借口

受金融危机影响，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，许多国家开始采取更加保守的贸易政策。与此同时，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，进一步激发了西方国家维护霸权和旧秩序的野心。在此背景下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反腐败领域主动出击，在多个国际运行机制中轮番抛出跨国（境）商业贿赂、采掘业透明度、受益所有人透明度等新议题，同时着手将腐败问题纳入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进行讨论，试图人为构筑贸易壁垒，削弱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。比如，目前美国正试图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（TPP），全面介入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，维护美国在该区域的战略利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反腐败的有关内容纳入该贸易规则体系，TPP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贸协定。同时，西方国家还试图进一步主导全球反腐败合作。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很多观点和主张，一些西方国家用起来显然不太“顺手”，一直就有另起炉灶取而代之的图谋。

（来源：《中国纪检监察》）